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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中院正式启动刑事司法救助制度

(宋莹 赵岩/文 姚学谦/图) 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对一起故意杀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二审宣判后,向生活困难的被害人亲属发放司法救助金10万元。接到即时发放的救助金后,被害人年迈的父亲眼含热泪向法官深深鞠躬,被害人长子则表示:“这笔钱我全都留给我弟弟和姥姥、姥爷,我想好好复习,明年争取考大学,请法官叔叔、阿姨们放心!” 据了解,在这起附带民事赔偿上诉案中,被害人王某的丈夫早在多年前因车祸身亡,两个儿子均在张家口农村随姥姥、姥爷生活,老人及孩子的全部生活费用均由在北京打工的王某一人承担。王某被害,使全家丧失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次子刚刚念小学一年级。而原本就读于某重点高中且成绩优异、即将参加高考的长子也因经济负担过重而辍学打工。王某的父母均体弱多病,特别是王某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家人因担心其受不了强烈刺激,至今都未敢告诉王某已故的实情。法官发现,尽管原审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赔偿29万,但因被告人没有实际赔偿能力,被害人亲属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并未得到实际解决,生活情况十分窘困。 鉴于本案具体情况,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提出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同时,对被害人亲属给予适当司法救助的意见,尽最大可能用司法的人文关怀帮助被害人亲属解决生活困难。最终,根据《北京市实施司法救助制度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给予被害人家属一次性司法救助金10万元。 相关链接: 《北京市实施司法救助制度管理办法》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民政局和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制定的,于今年8月18日开始实行。该办法所称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在办理执行及涉法涉诉案件中,针对生活确实困难、迫切需要救助的当事人,采用救助金的形式给予的临时救助。 据了解,司法救助遵循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帮扶、劳动自救为主,司法救助为辅的原则。只有不符合享受北京市社会保险待遇和社会救助申请条件,家庭又确实存在生活、医疗困难的,方可向法院申请一次性临时司法救助。

人民法院实行司法救助制度,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也是“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的必然体现。 最高法院于2000年7月颁布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最近,肖扬院长又提出:“物质财富的拥有,可以有先后之分;但司法正义的获得,不能有先后之别,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我国司法救助制度正迈着铿锵步伐一路走来! 近年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不断创新司法救助工作的方法和途径,使其向深度和广度延伸,为人民群众解决了大量最迫切、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较好地展示了人民法院“亲民、敬民、为民、便民”的良好形象。 三年来,二中院为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缓、减、免诉讼费 239.63万元,使千余件涉及民工和其他困难群体的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护与救助。 二中院党组提出,必须把司法救助提升到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与人心向背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千方百计为当事人排忧解难。 2006年 3月的一天,上诉人的孙女郭颖眼含热泪,从二中院如数取回了1800余元上诉费。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原审法官的疏忽,这件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一审判决书中漏写了“残疾赔偿金”五个字,又没有作任何解释,虽然赔偿数额计算正确,但引起了郭颖家人的误解,遂将此案上诉到二中院。 郭颖给二中院王振清院长写了一封群众来信。她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写这封信的,原以为此信可能会石沉大海。没料想,很快她接到了二中院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 原来,王院长阅信后非常重视,立即派专人调查此案,并要求向郭颖解释清楚,还按特例给予免交诉讼费的司法救助,返还了此案的上诉费1800余元。 没有惊天动地的震撼,只有沁人心脾的温暖! 郭颖感慨地说,“如果都能像二中院领导和法官一样认真负责,当事人可以免除多少麻烦啊,我非常感激二中院!回去后,我要给奶奶好好解释清楚。别看这1800元不多,但那可是奶奶一个山区老人半年的生活费呀!” 郭颖在外企工作,她还将此事作为“司法为民”的典型事例,让身边的同事们都深深感到我们的法院是人民的好法院! 据统计,2004年以来的三年间,二中院为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1000余件,缓、减、免诉讼费约239.63万元。 近几年,二中院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市高级法院与市民政局联合制定的《关于解决执行难案件中困难人员生活救助问题的意见》,加大了对生活极度困难或急需医疗救治、被执行人又无履行法定义务能力的申请执行人进行司法救助的力度。 2006年12月14日,二中院执行法官孙涛等驱车百里,主动上门为一起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家属发放1200元救助款。 被告人刘占良与妻子长期感情不和。2005年8月,刘占良在家中因一点琐事再次与妻子发生口角,遂持家中的铁锤猛击妻子及女儿的头部数下,致妻、女死亡。丧心病狂的刘占良又驾驶摩托车窜至岳母家中,趁其不备,持菜刀猛砍其头部,致岳母重伤;后又奔向侄子猛砍数刀,致其侄子死亡。 二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刘占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国有、胡兰芳人民币共计41万元。 进入执行程序后,二中院执行人员经多方调查刘占良财产未果,被告人刘占良所在村委会也向法院出具了刘占良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证明。 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杨国有、胡兰芳二老面对丧女之痛和生活失去经济来源的沉重打击,几乎哭干了眼泪,真是万念俱灰!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二中院的法官们会亲自上门送来了向平谷区民政局申请的临时性社会救助款1200元,他们激动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是法官和法院给了我们生活的信心和保障!” 近三年来,二中院在司法救助中,还先后为被告指定翻译102名,并先后为140余件刑事案件指定了180余名辩护律师。 二中院坚持把司法救助理念贯穿到审判调解工作之中,仅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这一项,三年来就使被害人获得赔偿款1000余万元,被害人或其亲属人均获得赔偿款达3万元。 二中院法官们说,人民法官、人民法院的魅力来自于当事人的信任,我们必须把老百姓的疾苦看得急于一切,把人民群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司法救助工作用心做到家。 有的刑事案件中,由于犯罪人经济能力有限等原因,无法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致使被害人在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同时,民事权益也无法得到实现。给予他们及时而有效的救助,抚慰那些受伤的心灵,使其经济和生活困难得以缓解,成为二中院刑事法官们执着追求的目标。 2005年2月的一个下午,被告人张某在进入某小区时,因登记问题与保安田某发生争执,田某被刺伤后死亡。张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被害人田某家属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起初,张某的父亲对民事赔偿持消极态度:“自古杀人偿命就是了,还赔什么钱?”。承办法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规定,反复做他们工作,并请其亲戚及辩护律师一起协助。最终,张某的父亲答应拿出20万元赔偿被害人家属。合议庭考虑到张某有自首和亲属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的情节,依法对张某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二中院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结案的有效做法,免去了被害人空有赔偿判决而得不到实际赔偿的无奈和担忧。 在工作中,二中院坚守司法正义底线,始终遵循被告人亲属自愿、正确处理赔偿与量刑关系的原则,尽力寻找被害人和被告人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用足机会,做足调解,争取被告人及其亲属在判决前交纳赔偿款。为使刑事附带民事调解更加程序、规范化,该院还制定了专门的调解工作方法,对庭前和庭审调解作出规定,保证把调解工作做实、做足,努力做好罚金刑判前主动缴纳工作,不断提高罚金刑执行效率,此举得到北京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强卫同志的充分肯定。 审监庭是法院案件流程的最后一道关口,碰到的案件往往都是经过一、二审甚至执行程序,当事人仍不满意或不服判决。这种背景之下,当事人之间往往矛盾十分尖锐,难以化解。二中院努力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审结了一大批疑难复杂、年久怨深的再审案件。 2005年12月12日,因租赁合同纠纷走上法庭的某投资管理中心和某饭店,再次走进二中院。与前几次不同的是,在签收再审调解书的同时,双双感谢审监庭法官王宣及其合议庭。该案再审中,法官王宣及其合议庭认为,该案不仅涉及农民、农村问题,而且涉及外来投资人的利益等问题。硬行判决虽能迅速结案,但无形中会继续加剧双方矛盾,影响郊区农村的稳定和外来投资者对北京投资环境的信心。考虑到双方为多年的商业伙伴,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合议庭决定尽全力做调解工作。然而,由于积怨过深,双方谁也不愿宽让一步,调解曾一度陷入僵局。合议庭不言放弃,经过数十次谈话,并积极争取当事人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最终使他们握手言和。同时,双方还就另外两起涉讼的租赁合同纠纷达成和解。 二中院在行政审判中,坚持“支持政府依法行政,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原则,探索和解解决方式。 农民程某诉镇政府要求履行用地补偿安置协议,并支付违约金,他为此多次到市有关部门上访。在其上诉审理中,承办法官张昆仑一方面做地方镇政府的工作,希望镇政府从大局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出发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认真做程某的思想工作,指出其上访及缠诉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后经多次耐心协调,镇政府通过法院向程某支付了3万元款项,程某也将该案及另外一起诉讼一并撤诉,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法官办理案件中,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一些生活困难、重疾缠身的当事人四处喊冤、上访,仅靠法律手段又不能解决问题,面对这些最困难、最无助、最无奈的上访人,到底应该怎么办? 二中院经过思考和实践,探索了设立涉诉信访救助基金的举措,同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共同伸出援助之手,受到上级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上访人孙利广的父母因其子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一级伤残,又长期得不到赔偿,导致孙利广无法继续治疗,用床板抬着孙利广前往北京市政府上访。因该案刚刚上诉到二中院,尚未审理,在此情况下,院领导高度重视,专门派承办该案件的庭长王范武及承办人王晓云在第一时间赶往闹访现场开展工作。 只见孙利广躺在肮脏的床板上,右脑凹陷,神情痛苦。经过与孙的父母谈话,得知因一审审理时间长,家庭经济困难,致使其不能得到有效救治,无奈之下才以这种方式上访。 此时,庭长和承办人立即从兜里掏出200多元给了孙利广家人,以解燃眉之急。尔后,法官又积极与当地的医疗部门协商,使其最终同意继续为孙利广治疗。 在案件审理时,鉴于对方肇事者系农民,经济上很困难,不能及时支付这笔赔偿款,二中院从本院的涉诉信访救助基金拨出2000元给孙利广继续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二中院设立的这笔专项涉诉信访救助基金,共计10万元,始于2006年初。院党组决定,涉诉信访救助基金专门用于急需救助的案件当事人,用小基金解决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以司法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为此,二中院专门制定了《关于涉诉信访救助基金管理使用办法》,其中包括基金的设立与管理、使用原则、审批程序和支付范围、标准等具体内容。涉诉信访救助基金实行专款专用,由主管院长、立案庭、办公室监督使用。 二中院院长王振清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涉诉信访问题应探索多元化解决的思路。法院判决并穷尽执行方法后,对那些得不到应得利益的申请人来说,只是实现了形式意义上的公正,他们拿不到钱,在心里势必会对法律权威产生怀疑,并会认为社会对他不公正。因而,他的内心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平静与和谐。二中院设立的涉诉信访救助基金,就是为了把每分钱都花在最困难、最无助、最无奈的老百姓身上,帮助他跨过眼前的“沟坎”和“难关”。 董连增原系北京某染织厂的职工。1993年7月后,董连增未到该厂上班。然而,2002年6月,染织厂给了董连增一份批准其辞职的通知,董措手不及,当时未签收。2003年7月,染织厂将董连增的档案转至东城区职介中心。 董连增因持有异议而诉至原审法院,要求撤销该厂《关于批准董连增辞职的决定》,赔偿其1993年7月至2004年6月的工资损失80000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董连增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诉期限,遂判决驳回董连增的诉讼请求。董连增不服上诉至二中院。 二中院经调解,董连增和染织厂自愿达成协议:双方劳动关系于2003年7月30日终止;染织厂按北京市职工同期最低工资标准为董连增补缴自1992年10月至2003年7月期间的养老保险。 后来,董连增又对此调解不服,向二中院及高级法院申诉,均被驳回。为此,董连增不停上访。 承办此案的法官白松,对董某耐心细做说服工作,董最终表示,“如果能把其社会保险补齐,使其后生有着落,将不再上访”。考虑到染织厂在转移董连增档案过程中手续有欠妥之处,董连增到2007年6月14日也已达到有害工种退休年龄,现独自抚养一女,确属生活困难,而且董的社会保险已上至2003年7月,如将其社会保险补缴至2007年6月,其届时就可以领取养老金,并享受医疗保险待遇,最终能彻底解决生活困难问题。 二中院经研究决定,启动救助基金15000元,为董连增补缴了社会保险。 随后,二中院法官主动与北京市东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系,商议办理补缴事宜,该局在了解情况后,表示积极配合法院工作,为董连增办理了社会保险补缴手续。2007年12月28日,承办人陪同董连增办理了社会保险的各项补缴手续。 董连增万分感动,表示从此息诉罢访,消除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司法救助,前景光明,任重道远。 二中院决心要更加扎实地落实司法救助制度,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温暖,努力做到让每一名有诉求的群众不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让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因工作不力得不到保护,不断开拓司法救助工作的新境界!

12月21日,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将6000元司法救助金给予一起刑事案件被害人亲属,据悉,这是该市第一笔刑事救助资金,今后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刑事被害人,防城港中院都将根据规定给予救助。 2009年2月18日下午1点多钟,被告人黄灿明在防城港市港口区海珍市场成衣行扒窃,黄灿明发现何国凡、徐翠平、何翠华三人到成衣行看衣服时,黄灿明将手伸进徐翠平口袋窃得人民币400元,因夹不稳将钱掉在地上,被徐翠平当场发现,何国凡、徐翠平、何翠华三人抓住黄灿明并追讨被盗的400元,黄灿明拔出尖刀将何国凡的左胸部和徐翠平的左下腋各捅一刀后逃离现场,何国凡、徐翠平、何翠华三人一起追赶黄灿明,受害者何国凡在追赶时倒地身亡。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害人何国凡的亲属和被害人徐翠平曾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黄灿明赔偿经济损失。防城港中院于2009年11月4日对此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黄灿明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22150.6元。然而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被告人黄灿明自己无赔偿能力。 被害人何国凡是在本地打工的四川籍民工,该案的发生,给被害人亲属造成严重的精神和物质损失,被害人何国凡的妻子体弱多病,家庭生活十分困难。防城港中院专门召开司法救助工作会议,决定按照救助标准给予被害人亲属救助6000元,帮助被害人亲属解决生活中实际困难。 据悉,这是防城港市建立刑事司法救助机制以来,市中院法院首次对刑事案件被害人亲属生活最困难的情况下实施司法救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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